在釜山一所小学里,老师在劝阻学生之间的矛盾时,叫了一名学生的名字。可是,家长强烈抗议老师不要叫自己孩子的名字。理由是孩子会害怕。 这件事看起来像是一次简单的口角,但它其实说明了,现在韩国学校处在怎样的紧张状态里。老师需要做生活指导,但也担心家长投诉和儿童虐待争议。相反,家长会先看到孩子的不安和受伤。 所以,这条新闻真正的重点,不是有没有叫名字这件事本身。而是:老师正当指导的范围到哪里,家长可以介入到哪里,学校又该用什么流程来解决这种冲突,这些问题都一起被提出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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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不是叫了名字,而是怎么叫的
刚看到这件事时,会觉得有点惊讶吧。叫学生名字在学校里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事,那为什么会发展成大冲突呢?但是在现在的韩国学校里,比起“叫名字”这件事本身,老师是在什么情况下、用什么语气说出来的,已经成了更敏感的问题。
特别是 2023年 瑞二小学事件 之后,老师的生活指导和情绪性儿童虐待之间的界线变得非常敏感。生活指导,简单说,就是老师防止干扰课堂、调解学生冲突、让学生遵守规则的工作。原本这是学校最基本的工作,但现在连一句小话,也可能引发投诉或举报,大家的不安越来越大。
所以,判断标准也变了。比起“叫了名字”这个事实,更要一起看:有没有公开让学生难堪、有没有反复施压、学生是不是真的感到很强的恐惧和羞耻,还有那句话是不是教育上必要的最小限度介入。就算都是叫名字,为了立刻制止冲突的提醒,和公开逼迫学生,是完全不同的行为。
比起有没有叫名字,是不是用了不伤害学生尊严的方式来指导更重要。

正当的生活指导和不合适的公开羞辱,有什么不同
| 区分 | 正当的生活指导 | 不合适的公开羞辱·可能造成情绪伤害 |
|---|---|---|
| 目的 | 立即让情况停下来并恢复规则 | 对学生施压,或用情绪压制 |
| 表达方式 | 简短、具体地提醒·制止 | 使用贬低、嘲讽、带威胁性的表达 |
| 公开性 | 在必要的最小范围内介入 | 在很多人面前反复让人难堪 |
| 重复性 | 情况结束后进行咨询或后续指导 | 与问题场面无关地持续贴标签 |
| 后续程序 | 确认事实、咨询、分开指导、与家长沟通相连接 | 用几句话结束,或扩大成情绪对立 |
| 给学生留下的影响 | 帮助理解规则,并提供再次尝试的机会 | 可能会加重恐惧、羞耻感和回避教室 |

学校通常会这样介入
看实务资料的话,学校比起情绪化地马上逼问,更建议分阶段进行可以记录的应对。
第1阶段:叫名字,让他马上停下来
学生之间发生争执时,老师会先叫名字,或简短地口头制止。这个阶段的目的不是处罚,而是先让情况停下来。
第2阶段:分开座位,帮助冷静下来
矛盾变大时,会让双方分开坐,或暂时带到分开空间。比起马上追问,很多时候更需要先有时间让情绪降下来。
第3阶段:分别确认事实关系
比起先看是谁先开始的,更会冷静确认各自看到了什么、听到了什么。同一个场面,学生们的记忆也会不同,所以记录和个别面谈很重要。
第4阶段:接着进行咨询和生活教育
不会只指出问题行为就结束,而是会咨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行为,也会说明规则,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。
第5阶段:有需要时,正式与家长沟通
如果事情反复发生,或者影响较大,就会联系家长说明情况并请求配合。最近比起老师个人单独应对,更强调通过学校正式渠道沟通。

家长可以说到什么程度,又从哪里开始越线呢
如果只看制度,答案其实很明确。对学生生活指导的直接权限在老师和校长手里,家长更接近于听说明、被请求配合的一方。当然,也可以提出意见或异议,但并不是能当场决定上课中介入方式或指导本身的主体。
不过现实比制度复杂得多。在韩国学校里,长期以来老师常常要用个人手机或聊天工具,直接应对家长投诉。所以就算权限在学校,实际影响力还是会让人觉得投诉的家长那边更大。这也是为什么一直有报道说,老师进行生活指导时,先想到的不是教育效果,而是会不会有人投诉。
说到底,越线的地方比起批评本身,更在于方式。家长说明“我们孩子有这样的反应”,并要求确认事实,这是正当参与。但是,如果当场直接阻止老师的即时制止或生活指导,反复施压,或者直接向个人大量投诉,这种方式就会越来越偏离制度本意。
文件上权力在学校,但申诉负担长期都直接落在教师个人身上。

教师们说最辛苦的两件事
在一篇引用问卷的报道里,生活指导和家长投诉并列被提出为教师生活中的两大负担。

为什么这种新闻一直反复出现
这个问题不是一天突然出现的。要放在学校和家庭关系变化的长期过程里看,才会更容易理解。
2000年代:关于学生人权的讨论变多了
大家对像以前那样由学校单方面控制的方式,提出了更多问题。也是把教师权威当成理所当然的氛围开始变弱的时期。
2010年代:权利增加了,但协调机制很弱
随着学生人权条例扩散,学校规范发生了变化,但重新协调教师权限和家长角色的系统没有充分跟上。
2010年代中期:家长投诉变成了教室外的压力
侵害教师权不仅不再只是学生的辱骂或扰乱课堂,也扩大到了家长的电话、即时通讯和线上投诉。冲突变成了更私人、持续更久的结构。
2019年前后:生活指导和儿童虐待的边界开始动摇了
“正当指导也可能成为被举报对象”的不安越来越大,所以很多人认为,教师们比起纠正问题,更倾向于避开纠纷。
2023年以后:瑞草小学事件成了分界点
瑞草小学教师死亡事件后,侵害教师权和恶意投诉成了全国性议题。法律和制度虽然有一部分改变了,但现场现在还是会听到“体感变化只有一半”这种说法。

想保护孩子的话,反而也可能让孩子更不安
这里要再想一想。家长说“我们家孩子害怕”,很可能确实是出于保护本能。但从儿童心理研究来看,为了减少焦虑而一直让孩子回避让他不安的情况,反而可能在长期上让焦虑变得更严重。
简单说就是这样。孩子如果害怕上台发言,每次都让他不用发言,当下会轻松一些。但孩子可能会更相信“我是一个撑不过这种情况的人”。教师的指导也是一样。如果并不是真正的危险,却要求不要点名字、不要批评、把所有不舒服的情况都去掉,孩子在学校里可能会越来越难承受一点点紧张。
当然,反过来也很重要。如果孩子真的出现反复的恐惧、羞辱感、僵住反应、拒绝上学,那就不是“需要帮助适应的不舒服”,而可能是需要保护的信号。重点不是有没有哭过一次,而是之后能不能恢复并再次参与。所以教师和家长与其互相阻拦,不如一起区分孩子可以承受的不舒服和真正的危险。
短期内让人轻松的允许回避,长期可能会让学校适应和自我调节变得更困难。

把真正需要保护的情况和过度保护区分开来看
| 检查点 | 确实需要保护的情况 | 过度保护妨碍适应的情况 |
|---|---|---|
| 风险的性质 | 贬低、威胁、反复羞辱、感官过载、可能诱发创伤 | 虽然会不舒服和紧张,但属于学校里常见的规则指导程度 |
| 孩子的反应 | 场景结束后也会长时间僵住,很难恢复 | 虽然当下会难过,但过一段时间还能再次参与 |
| 行为变化 | 反复出现拒绝上学、身体症状、回避特定老师或地点 | 可以一点点重新尝试类似情况 |
| 大人的应对 | 需要立即保护、记录,并联系咨询和专业支持 | 提前说明指导,分阶段接触,并设计小小的成功体验 |
| 长期结果 | 如果放着不管,焦虑和拒学可能会加重 | 如果帮助得当,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会成长 |

重要的不是站谁那边,而是按程序处理的原因
这种事情会反复发生,也是因为情绪总是先碰撞起来。所以学校更应该依靠程序,而不是依靠个人。
1阶段:先记录事实关系
要先记下是谁对谁说了什么话,还有当时学生的反应怎么样。因为记忆很快就会被情绪带着改变。
2阶段:不要只找教师个人,要转到正式渠道
如果马上用私人手机或聊天工具开始争吵,情绪会变得更大。改用学校管理人员、投诉窗口、预约面谈这些正式渠道很重要。
3阶段:有需要时由校长和委员会介入
如果事情不是教师一个人能处理的,就需要由校长协调;如果有侵害教育活动的可能,就要通过教师权利保护委员会等正式程序来审查。
4阶段:可以转到校外支持
如果在学校层面还是整理不好,就转到教育支援厅、教育厅支援中心、法律或心理支持。关键不是先站在谁那边,而是不要让矛盾变成个人对个人的对抗。

所以,这个新闻不能只看成是一位老师和一位家长的争执
这里就是为什么韩国的学校新闻总是一再出现类似内容的原因。老师要进行指导,但又怕被举报;家长要保护孩子,但也可能掉进过度保护的陷阱;学校如果正式程序不够有力,最后就会变成个人之间直接冲突。这次事件也可以说是这三个问题在一个场景里重叠出现的例子。
外国人读韩国新闻时,可能会想“为什么只是叫了一次名字,事情会闹这么大?” 现在韩国学校不是单纯变得更敏感了,而是正在经历一个重新建立权利和保护标准的过渡期。所以,想理解这些小事件,也要一起看它背后的结构。
围绕老师一句话产生的矛盾,其实是教师权威、家长介入、孩子的不安、学校程序一次性发生冲突的结果。
告诉您在韩国生活的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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